科兴商业化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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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随着云南思茅最后一位患者痊愈出院，中国境内再无天花病例发生。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接种天花疫苗。
但这不意味天花疫苗退出舞台，事实上，此后四十年，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一直在国家安排下，每年生产若干数量的“天坛株”天花疫苗。
这是国家级的战略储备。“灭绝的”天花病毒仍可能藏在世界某一角落。储备，是为了避免毁灭性影响卷土重来时，无苗可用的可怕境地。所以西班牙大流感虽然过去了一百年，但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秘密实验室冷库里，依然存放着西班牙流感病毒。
1989年，在将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低价送给中国人民的同时，默克公司总裁罗伊·瓦杰洛斯还留下了一句话：
“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最好办法是预防它。”
这是疫苗的使命，也是疫苗企业的使命，而在33年后，默克已经是一家营收487亿美元、市值超过2300亿美元的全球公司了。
疫苗的辩证法
当我们谈论疫苗时，总是会赞叹研发工作者的事功。
比如中国生物制品科学奠基人齐长庆老先生，固定了牛痘和狂犬疫苗的“天坛株”和“北京株”；比如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成功分离了沙眼衣原体；比如病毒学巨擘顾方舟为一代代中国孩子带来的福祉——脊髓灰质炎糖丸。
▲顾方舟
但当我们谈论疫苗时，一涉及到疫苗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又总是感到令人尴尬，扭扭捏捏，好像瞬间不那么光明正大。
在新冠疫情中业绩爆发，2021年实现144亿美元净利润的科兴，就被媒体扣了若干帽子。靠13价肺炎结合疫苗，2015年单产品收入就达62.5亿美元的辉瑞，在国人心目中也一直灰头土脸。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手段，是公众健康的屏障。把一个带有公共属性的产品和赚钱联系在一起，不道德谈不上，心里不舒服总是有的。而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不言利”又是特别重要的一条。于是，从媒体关注到冷嘲热讽，甚至批评指责，疫苗行业是多发地。
对“疫苗企业应不应该赚钱”、“科兴收入和利润是不是合理”这些命题，做一个非此即彼的二极管论断，当然是很简单的。但遗憾的是，这对疫苗行业的发展没有益处，很可能也不是齐长庆、汤飞凡、顾方舟这些老先生们的意愿。
老先生们为什么要“无私为国、埋首钻研”，为什么不能靠大跃进和人海战术解决问题？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化法宝为什么不灵？
这是因为疫苗、病毒研究领域存在天生的难度，在众多产业门类中，这是一条相对最难走的路。
疫苗的根目录技术，历史上历经了三次巨变。在1980年以前的经验时代，它靠微生物学的发展驱动，以病原体培养为核心；在1980-2000年的基因工程时代，它受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驱动，以基因重组、表达为核心；在2000年后的信息时代，驱动它的是生物信息学，测序、组学分析又成了核心，经典疫苗学的研发思维被彻底颠覆。
但无论技术怎么变，疫苗行业很多规律却是固定的。
比如疫苗的研发期极其漫长，从疫苗发现、靶点验证到转化医学应用，从临床一二三期到监管审查，八年十载均属正常。葛兰素史克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从2004年开始临床一期，到2016年临床三期结束，活活把研发团队的中年人熬成老年人，把老年人熬成退休职工。
比如疫苗研发的高度不确定，在一款疫苗的研发期，要迈过安全性、免疫原性、保护效力的千难万险，每一环成功推进到下一阶段的概率，都称得上九死一生。一旦失败，前期投资的业内说法叫“路径试错、渐进创新”，外行看来只有三个字：打水漂。
再比如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所以也要在健康人群里开展大规模临床研究。风险容忍度极低，说难听点，就是不能把好人给打坏了。这又意味着更谨慎的试验，更多的投入，更长的时间。
历史上，失败的疫苗研发案例，比人类探索太空的失败多得多。葛兰素史克、辉瑞、礼来、默沙东这些巨头，个个栽过无数跟头，一跟头下去就是几亿美元。最典型的例子是HIV疫苗，四十年来，进入临床试验的苗有100多种，进入临床应用的一种也没有。
到了生产环节，规律照样发挥作用。
疫苗核心成分复杂多样，对生产和质量控制的要求极高。作为国产疫苗设备供应商，东富龙的一台生物反应器，现在需要和赛多利斯、赛默飞等国外巨头在十三项主要参数上拼精度。
而一条完整的产线，又包括了细胞冻存、扩增、生物反应器、层析、超滤、灭活系统多种类型设备，平台投资成本需要以亿元级计算，算上厂房基建和认证，没有三五年时间下不来。
再者，从疫苗物质生产到制剂、再变成成品，起码6到14个月。造出来需要冷链储存运输，要步步合规，一不留神就成了“问题苗”，给存货和生产管理，带来了和普通工业品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些规律，是一代代疫苗人经验、教训和心血的积累，而不是自造门槛、自抬身价的壁垒式营销。如果还是不理解，不妨反问一下：如果不是这样制造的疫苗，谁能够放心使用呢？
这些规律，也是老一代疫苗工作者通过努力，为中国疫苗行业攒下的老本。也正因为如此，相比芯片、发动机这些依赖技术积累的领域，中国疫苗和西方的差距才没有那么大。
所以无论东方西方，疫苗行业面对的是同一张考卷，题目只有一道：疫苗需要前置投入的巨大资本，应该怎么解决。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机构，自然有不同的答案。汤飞凡那一代老先生，主要靠燃烧自己和因陋就简；建国后的生物制品研究所，靠的是国家财政资金；国际巨头主要靠起步早家底厚；国内一批疫苗企业，第一桶金基本靠贸易。
但到了今天，成熟疫苗企业再来答这道题，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用疫苗后置的巨大收益，推进产品的管线循环。
在投资角度，疫苗行业是一个标准的“投入前置”行业，前期研发成本奇高，设备与生产场地的投资巨大，时间漫长，风险不确定。但一旦进入后期生产，成本就陡然而降，它的产品，会通过大基数的应用，从而实现爆发式的后置收益。
4价和9价HPV苗是默沙东的拳头产品，2020年卖了39.4亿美元；赛诺菲的流感疫苗，2020年卖了30.4亿美元；葛兰素史克的重组带疱疫苗搞了十多年，2020年卖了27.1亿美元；辉瑞的13价肺炎结合疫苗历经千难万险，但2020年一年就收了58.5亿美元，撑起了公司16.9%的营收。而这些营收和利润，又会被巨头们投入到下一代产品研发中。
如果说周期性行业的特性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那么疫苗行业简直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没有九死一生的前置投入，不可能有业绩爆发的后置收益；没有充足的商业利润保障，巨大的投入就不可能持续。这就是属于疫苗的辩证法。
回过头来看待科兴业绩的爆发，实在算不上令人意外，它是疫苗行业特性导致的必然。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既不了解疫苗行业的普遍状态，也不理解疫苗行业的辩证特性。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问齐长庆、汤飞凡、顾方舟这些老先生——给他们多一点钱搞研发、多一点钱建实验室、多一点钱买设备好不好？
你觉得老先生们会怎么回答呢？
研发之辩
媒体对于科兴有个普遍批评：研发投入低。
这个批评的来源，在于2021年几大疫苗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康希诺（销售产品以新冠疫苗为主）为21.05%，康泰生物和沃森生物分别为20.22%、21.77%，智飞生物虽然只有2.66%，但代理的默沙东4/9价HPV疫苗，贡献了全部产品货值的80%，看起来情有可原。
相比之下，科兴生物只有0.8%，数字上确实一目了然。
但这个比法，显然有个误区——科兴在2021年的研发占比较低，核心原因是科兴在2021年远高于同行的营收。
如果跳出这种垂直的比法，站在绝对投入的层面，横向对比国内其他公司的研发投入，就会发现，智飞生物投了8.14亿元，康希诺为9.05亿元，科兴则为10.24亿元。
答案不一样了，科兴的研发投入其实不仅不低，反而相对较高。
所以只要切换一下视角便可发现，科兴的研发投入，是一个相对的低比例，却不是一个绝对的低投入。
更何况，科兴在疫苗领域的研发投入，并非一年两年。在它的新冠疫苗产品大批量供应的背后，是相对成熟的灭活疫苗技术作为支撑，但这是需要技术储备做基础的。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开展对SARS灭活疫苗的研发，则开始于这一年的4月24日，在整合了国家科研力量后，科兴主导的研制项目被列入国家“863”重大计划项目。
在经历了一个春夏的封控后，2003年的8月，中国内地实现非典患者清零。非典的终结，至今仍是一个缺少定论的病毒传播学案例。
此时，科兴的SARS灭活疫苗虽然经历了六个多月的高强度研发，但只完成了SARS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仅仅行至半程，真正的告捷，还要等到科兴完成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实验，但那时已经是次年12月。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科兴完成了SARS疫苗的研究，这是疫苗企业的荣耀。但商业层面的问题是，科兴几千万元的研发投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再转化成疫苗产品。
在这一刻，才是外行与业内人士的分野，前者的看法自然是“打水漂”，但所有疫苗从业者都清楚，SARS灭活疫苗的研究成功，为中国应对新型传染病的暴发提供了疫苗应急研发的成功模式与经验。
随后，科兴又在紧接而来的禽流感（H5N1）灭活疫苗的研发上，总结出一条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对于这条技术路线，科兴创始人尹卫东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假如有一天换了一个非H5N1病毒引发大流行，把新毒株填到我们的工艺路线里去，就能迅速生产出疫苗。”
研发投入并不算低，又有经历时间的技术路线积累。那么媒体为什么会盯着研发做批评？这其实和中国疫苗行业的历史和特点颇具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疫苗不存在销售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疫苗采购虽然开始和市场接轨，但还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它由被业内称为“CDC”的各省疾控中心主导，流通渠道按照省、市、县三级模式严格管理，呈现出高度封闭式垄断的特性。疫苗业界每年召开一次订货大会，由北京、兰州、长春、成都、昆明等七大生物制品研究所轮流做东，组织会议。
在九十年代，能在“CDC”拿到“批签发”的人，都早早积累了第一桶金，日后各自开创了自己的疫苗企业，由销售转向研发制造。智飞生物的蒋仁生如此，康泰生物的杜伟民如此，沃森生物的李云春也如此。
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路线，这其实倒也没有太多问题，但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个爱好——喜欢专家治厂，崇拜“华为式研发”，鄙视“贸工技”路线。于是对各家疫苗企业创始人的销售出身很看不过去，一有机会，就要揪住审视一番。
不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科兴倒是有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科兴创始人尹卫东其实是技术员出身的，1988年，因甲肝病毒诊断试剂的研发，尹卫东被评为“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
开了个好头，但还不够
科兴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恒瑞医药2015-2021年连续7年的总和。这为科兴赢得了一个“疫苗之王”的称号。
称号来自于看得见的业绩，科兴拥有了相对较好的资本背景，也通过常年的研发投入获得了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更是在近两年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仔细品味这个称号，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过誉的味道。
在国内，随着新冠疫苗接种渗透率的普及，新冠疫苗所能带来的利润和收入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人们将不再需要新冠疫苗，到那个时候，科兴的盈利曲线，其实是一件很值得观察的事情。
同时，虽然沃森、艾美等公司在此次新冠中无缘mRNA疫苗的商业化成功，但却在mRNA疫苗的研发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如今，大多数人都更为看好先进的mRNA疫苗，并认为其或许是未来面对疫情的最佳武器。新冠疫情后，Moderma和BioNTech通过专有的mRNA技术开发出了较高保护力的疫苗，商业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国际市场上，头部市场由四家疫苗巨头占据，在金额上，葛兰素史克、辉瑞、默克、赛诺菲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近90%的份额。随着亚洲中等规模厂家进一步扩充产品线，参与地区市场和新疫苗市场的竞争，这个集中度虽有下降，但由于疫苗巨头在发达地区的市场稳固，市场规模集中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维持较高水平。
反观科兴，它虽然拥有较为成熟的灭活疫苗技术，但或许仍需在mRNA等更多疫苗技术和更多管线品种上努力，继续投入大量基础研究，去打破疫苗巨头的技术与资本围堵。
通过常识，应该都能理解疫苗行业的逻辑：它的成果不是用嘴吹的，而是靠着市场化的机制、全球化的视野、高待遇的人才，以及持之以恒地砸钱砸出来的。
特别是在今天，疫苗的产业化程度更甚，即使再有汤飞凡、顾方舟这样甘守清贫、以身许国的巨匠，也不免要面对疫苗寡头们的资本和技术围堵。
在这一点上，年利润144亿美元的科兴，其实只是开了个好头，它预示着一种可能性，用疫苗后置的巨大收益，推进产品的管线布局，从而拉动自身进入“研发—规模化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中国就只能站在不断落后的疫苗行业中，去怀念那些记忆中的劳模、雷锋和英雄。
比起今天媒体的批评，那可能是更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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